沈旸：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载体与价值观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城市和乡镇中有不同的特征和目标，不可混为一谈。

人居密度、社会背景、发展目标、阶段生产力，具体作用于某一处山水土地上时，城与乡的差异经年累积，逐渐形成两类形态。从自然和人文的占比来看，城市因人文部分的历时层叠、因素交织，又相互关联牵扯。相比于城市，乡镇虽人文因素相对少，但更需要重视生态、产业、人的问题。

为求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问题更复杂。

城市文明通常以历史文化为注脚。能够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真实、完整、连续地保存和传递，就是我们倡导的城市文明。除了文献记载、考古遗存，更希望历史文化在城市环境中能够体验，贴近城市日常生活、融入城市更新。在发展中牢记过往，承载优秀传统前进，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城市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层叠，在考古中表现为“地层”，在城市地面以上呈现出不同层级的拼贴或交织。不同时期的建造结果必有差异，在单一建筑遗产（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上尚有多时期的加改痕迹，城市风貌必然更为多元和繁复。

以往对于城市风貌的关注，出现了在某些范围内采用导则式、手册式的统一安排。这种“穿校服”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经过历史研究和价值挖掘，通常被修整为更符合时期、在地特征的做法。更有某些案例，将地块内部的历史文化内涵外化于街面，获得了行业和公众的认可——能够包容、欣赏多时期形态共存，是当下和未来看待城市的基本态度。

将历史文化价值、特征阐释完整，并借助恰当形式的载体做出保护和传承，应作为评价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城市更新工作的标准之一。

对于历史文化的感知通常来自古迹和文献。学界和行业将其归于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保单位与历史建筑三个层级展开研究和管控，并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视角。对于城市、街区、建筑层级中的历史文化载体，当下的通识是以评估和价值阐述为前提。名城和文物体系下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文物古迹的社会、文化价值，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等，都是价值认知的表现。如果将历史文化视为资源，则须根据调查研究获取城市、街区、建筑的历史演变和关联，提取特征、阐释价值。在此基础上，向内探求古代观念、思维和智慧，向外接纳发展的时代需求。

历史文化须透过研究方能显现其价值，需要贴近真实，并注重系统关联。常规方法包括在史源和年代考证基础上梳理文献，整理考古发现及地层信息，分析历史地图及影像资料，关注历史街道和水系的结构性意义等。

在历史地图的阅读中理解山川、城市、建筑的地脉关系；在历代地图的互见比较中洞察“变”与“不变”，并寻找合理承继的思维和操作方法：以“地层”为典型载体的历史层叠特征，表达了事件、人物、场所在同一空间范围内跨越时间的关联；以地籍为界的要素单元，凭借人的活动与其他单元产生联接，从而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形成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关联性。

如果将各类型的历史文化信息拉开、对位，则可以凸显时间梯度、空间关系和结构特征。

我们希望从历史文化中获得养分、汲取经验，包括从城市、建筑、景观中提供技艺、语言、模式以及创作实践的源泉。当历史文化成为资源，为保护与利用而做的设计转化为分析、阐释和权衡，即在时间维度上将叠加的城市、建筑、景观等形态分层拆解、梳理关联，理解“不变”的本质和“变”的原因并阐述价值，把握时代发展的顺势并协调多元价值和需求。

以往实践中，围绕保护对象主要存在两类问题类型：

一类是保护范围内外的反差过大。范围以内，保住实体，其余问题容后再议，功能用途沿用先前方式；范围以外，按照实施主体建设目标，一般遵守规划的高度、风貌的管控要求；但内外不通，这就阻断了与周边功能、形态的联系。

另一类是大拆大建。采用推平重建的工作路径，可能存在方法或制度的惯性，至今仍有这种情况。清空场地的结果不仅是消除了所有真实的历史印记，而且将情感记忆与具体的实物分离，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

虽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空间、时间的联系，但由于内外分属不同的实施和管理主体，而且在项目推进层级上又存在主体差异；那么，具体操作中的时空割裂，在所难免。

其实，全社会早已意识到各个参建主体的导向分歧，诸如呼吁加强协调发展、创建协作工作机制、借助扩大建筑师职责协调多方利益等举措，在全国各地均有推进。

具体到城市更新工作中，各地实践证明了一种重要认知：城市与建筑并非单向的层级传导关系，而是双向互动、互为条件的动态关联。传统规划并不能充分预测更新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而建筑设计又普遍缺乏向上溯源的城市和历史文化意识。

跨层级、跨专业、跨部门的障碍需要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下协调，达成共识，才能做到真正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也必将中华优秀的城市文明发扬光大。

作者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