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滋：保护传承城市文化基因 创新发展在地文化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提出“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创新、宜居、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强调，“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两份重要文件共同指向一个深层命题：在城镇化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新阶段，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已成为城市规划建设必须主动回应的关键议题。如何通过城市规划设计与建筑风貌的管控引导，使中华文化从“被动约束”转化为“主动赋能”，正是新时代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一项重要使命。

当前实践中，保护文物的常规做法，是划定文物保护区划，实现物理隔离式保护，但也容易割裂遗产与周边城市肌理的有机联系，导致遗产成为城市中的“孤岛”。保护与发展被错误对立，保护被视作发展的“枷锁”，二者陷入零和博弈，部分历史地段的更新或大拆大建、抹去痕迹，或整体冻结、活力丧失，难以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

建筑风貌传承往往停留在仿古符号的复制层面，比如统一的仿古屋顶、同质化的店招、中式色彩，缺乏细节和地域特色，由此产生“拆真建假”“拆旧建新”“千街一面”等问题，真正的传统意匠被遗忘在图纸之外。如何将传统建筑形态融入当代设计之中，实现守正创新的创造性转化，值得审慎思考。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专家或游客，更是为在地城市居民提供可感知、可参与、可认同的公共文化空间。当前保护决策多由顶层设计主导，原住居民和周边居民缺少参与渠道，易造成保护利用与民生需求的脱节。

将遗产格局整体融入城市框架，构建系统性结构。建议将历史轴线、视廊、肌理等结构性要素作为城市更新的刚性锚点。临安吴越国衣锦城考古遗址公园，从最初的王陵核心扩展到“一城二寺三陵”整体格局，其“两区一轴”布局与老城更新片区高度重叠，使大遗址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的锚点；嘉兴子城，以子城遗址为核心，向北衔接城市干道、向西打通与天主堂和沈曾植旧居的联系，在保护老城肌理的同时形成新的文化空间融合；上述案例均通过城市发展演变的过程性保留与保护，实现了历史空间与当代城市的有机协同。

从符号管控走向意匠引导。放弃“仿古屋顶”“统一店招”等表面管控，从布局逻辑、空间序列、构造细部中提炼各地域传统营造的核心智慧。建立“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的分级分类管控体系，通过编制导则等方式，引导城市建筑以当代材料、技术、语境与审美重新演绎传统美学。杭州德寿宫的保护展示并非简单的复原原有建筑，而是依据宋代《营造法式》、宋画及实物遗存，以宋式木构宫殿建筑群原貌原尺度进行标识展示，呈现宋韵；天章寺在重建中坚持“减法”美学，以简约素雅、留白写意的风格赢得了广泛认同；建筑形式语言在遵从时代形制及地域特征的同时，不能忽略其适配当代生活空间新需求的创新发展。

让遗产成为公众日常可及的文化客厅。推动遗产活化利用的“运营前置”，即在规划设计阶段同步开展功能定位、运维策划，明确遗产区域中用于社区公共服务、便民设施的比例。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赋予原住居民和周边居民在保护决策中的知情权与建议权。嘉兴子城通过“子城大集”等品牌活动，将遗址转化为市民可参与的公共空间；阳明故里从单点修缮扩展到阳明古镇项目，将名人文化转化为城市竞争力，让文化遗产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让历史与当下、遗产与生活无缝衔接。

保护与发展的空间协同，传统与当代的形态转译，遗产与公众的社会连接，三者互为依托，共同构成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路径。以三组关系为着力点，以规划引领与风貌管控为抓手，更好赓续中华文脉，助力现代城市文明建设。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