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设计”：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因为涉外旅游和商务活动激增，酒店需求旺盛，然而国内现有酒店的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星级宾馆相距甚远，难以满足旅客需求，于是一大批中外合资与合作的酒店应运而生。首批建造的酒店有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上海华亭宾馆、虹桥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南京金陵饭店等，这期间还有一批特色酒店也相继落地，如北京香山饭店、曲阜阙里宾舍、杭州黄龙饭店、西安唐华宾馆、福建武夷山庄、新疆友谊宾馆三号楼等。过去的四十多年是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过程，建筑也不例外，如今这些早期建成的饭店基本都成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下文将对香山饭店、长城饭店和黄龙饭店予以比较分析，这不仅仅只是它们设计、建造时间接近，更重要的是它们既有内在联系，并且还代表着中国建筑现代化之路上三个不同方向的探索。

江南气息的香山饭店

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

1978年，贝聿铭先生受邀访华，北京政府希望他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旅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标志，如此大胆的想法，在当时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急切向往。贝聿铭回绝了这个邀请，他希望做一个既不是照搬美国的现代摩天楼风格，也不是完全模仿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最后他选择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一个低层的旅游宾馆，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外国人在国内设计的作品。

“我体会到中国建筑已处于死胡同，无方向可寻。中国建筑师会同意这点，他们不能走回头路。庙宇殿堂式的建筑不仅经济上难以办到，思想意识也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在试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们也会接受不了……中国建筑师正在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走哪条路。”这是1980年贝聿铭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讲的话，当时中国的建筑师也许会进退两难，然而作为再次打开国门的政府却只能勇往直前。

1982年香山饭店落成后引发了众多媒体持续而广泛的报道和讨论，截至2014年，仅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关于香山饭店的座谈会、评论、设计研究、随笔等就多达16篇，至今还有相关研究论文在继续讨论。为什么一个饭店能引起这么持久不衰的讨论和思考？这应该是中国建筑现代化之路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所致，再就是贝聿铭个人的影响。对当时的中国建筑师来说，很难感同身受到贝聿铭当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美国建筑界正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热烈讨论之中，贝聿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接手香山饭店的设计。贝聿铭的传记作者迈克尔·坎内尔在谈及香山饭店时认为“对香山饭店的反应不冷不热，这是由于理解上的差别太大，他们无法欣赏贝聿铭代表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他的观察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中国建筑师对香山饭店在艺术上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当时的大众和建筑师所不能或者说不愿理解和接受的是贝聿铭在香山饭店设计之后的文化意图——对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和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因为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正是要拥抱这样的现代化。坎内尔显然无法体会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和贝聿铭所处的西方语境之间，在关于现代化认识上所存在的巨大落差。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建筑师也都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既不是现代风格、又非传统形式的建筑，或如贝聿铭所说的“一种并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何况香山饭店对贝聿铭设计生涯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探索，所以会有建筑风格不适合北方、客房流线过长、选用材料要求太苛刻、工程造价太高等质疑和批评。如果说国人对贝聿铭的探索存在误会与误读，他的西方同行也一样存在着误会和误读——他们以为贝聿铭也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阵营。多年后再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贝先生是在非常真诚地为中国建筑现代化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对民族形式的提取和运用也是建立在现代建筑系统化基础之上的，这远不是当时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对传统元素的拼贴、杂糅和戏仿态度可比。

贝聿铭在1980年谈创作时说到：“至于如何使高层建筑具有民族特色和风格的问题，我看世界上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有民族风格的都是老房子。”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在北京市内做高层现代建筑的探索，在香山饭店的座谈纪要里，他列举了心目中最美的两个城市——巴黎与伦敦，他认为它们和谐的秘密在于对建筑标准的严格控制，基于此，他建议北京政府要做好城市规划，并控制好建筑风格的协调统一。

全玻璃幕墙的长城饭店

美国贝克特公司设计的长城饭店

尽管贝聿铭回绝了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座“现代化建筑样板”的高层饭店，但这遏制不了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1980年3月，紧邻东三环的北京长城饭店开工建设，由美国的贝克特公司设计，并于1983年底竣工试营业，建筑面积达8.2万多平方米。长城饭店外立面采用了全玻璃幕墙的形式，而且这也是中国第一栋全玻璃幕墙建筑，除此之外装修工程还引进了许多新的建筑技术和材料，如比利时的玻璃幕墙、擦窗机、金属门，美国的卫生洁具、门上五金、吊顶吸音板，日本的电梯及自动扶梯，新西兰的地毯等。

长城饭店的设计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手法，主体高层建筑是很现代的玻璃幕墙，低层建筑却采用石材墙面，屋顶被设计成中式风格的庭院，并且女儿墙呈长城“垛口”形式，寓意着酒店的名字，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拼贴手法。室内中庭设计也采用了大量的中式元素来营造氛围，公共空间布置有喷泉、水池、花木和休闲茶座，还装有四部观光电梯，客人可直达八角形的屋顶餐厅，俯瞰城市风光。

“北京长城饭店从开业至今，曾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下榻并参加外事活动，且圆满接待了前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前日本首相中曾根等逾百位外国首脑、政要，以及近千万海内外宾客，以其高品质的服务而享誉五洲，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信任和好评。”这是长城饭店官网上的自我介绍，在八九十年代，入住长城饭店绝对是身份与地位的体现，对国人来说更是现代与时髦的体现，长城饭店当时还被评为“北京市民最喜爱的建筑”。

截至1992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关于长城饭店的文章也有9篇，只是这些文章更多是关于玻璃幕墙、吸音板吊顶、地下车库、人造水景、型料地板等技术应用和施工介绍，其中名为沈凤鸾的作者一人就发表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两篇与建筑设计关系密切，其中一篇题为《北京长城饭店设计手法上的一些特点》，文章分别从“地下室和公共部分的设计、抗震设计、标志设计、关于两个问题的一些看法（设计图的粗细问题、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问题）”对长城饭店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文章虽然没有涉及建筑设计手法和思想的探讨，但是对技术协调和施工管理等方面见解很深刻，譬如作者对施工图设计的看法和建议——“由施工单位和供应厂商画图，在不违背设计的原则下,加以补充……施工单位什么都要设计人员出图，反而限制了现场施工技术人员和广大技术工人力量的发挥，埋没了人才,堵塞了言路，对四化建设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作者还认为“引进的新技术不是孤立的一项、两项，不是材料、设计、施工分着来，而是一系列成套的引进”。该文作者为刘导澜，网上介绍很详细：“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曾任北京市建委总工程师，北京市第三、第六、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主任工程师，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市旅游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总工程师，亚运村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长城饭店施工单位是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他作为主任工程师参与了施工建设管理工作。

1986年3月，在长城饭店竣工营业两年多后，由北京建筑学术委员会组织，就“长城饭店建筑和保护北京古城风貌问题”召开了建筑评论和座谈会，发言不仅涉及长城饭店具体设计的得失，还谈到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与保护古城风貌的关系，树立新的建筑观念，创造新的建筑风格避免复古主义重演等问题。这个座谈会除了布正伟和顾孟潮的发言外，讨论长城饭店具体设计的内容并不多，更多是在讨论新建筑如何与北京古城风貌协调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建筑创作要解放思想，走现代化之路，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如何保护“古城风貌”有所担心，陈志华和王贵祥认为新建筑采用什么风格不是主要问题，他们更强调在老城区应该从规划层面来限制新建筑的高度。

1993年，北京市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然而中国建筑界却刮起了强劲的“欧陆风”，罗马柱式与穹顶几乎一夜之间占领了中国大城市的街巷……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城市显然是“长城饭店”们的天下，我们因为大拆大建导致老建筑沉淀的文化和与之对应的生活消失殆尽，而大量快速、无序扩张的新城却变得千城一面，如果只从速度和效率来评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那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只是鱼和熊如何兼得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根本问题。

悠然见南山的黄龙饭店

程泰宁设计的黄龙饭店

1982年，作为浙江第一家合资管理的酒店——黄龙饭店开始设计。起初的方案是由设计过北京长城饭店的美国贝克特国际公司来完成，也许是杭州的城市文化底蕴，也许是业主的定位要求，贝克特国际公司设计的方案没有像长城饭店那么“洋气”——方案布局尽管采用了中式的院落布局，甚至还有七八栋很传统的低层大屋顶建筑，而客房却采用了七八层高呈U字型布局的建筑，立面采用了竖条形虚实相间的开窗方式，体量巨大的客房和低层大屋顶建筑摆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的形式倒也符合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拼贴的设计手法，而不是被我们误读的西方建筑师不了解中国文化所致，当然不了解也是一个原因，但应该不是真正原因——文化背景差异和时空的错位才是问题关键。投资方显然对这个“折衷”的方案无所适从，所以又找来了香港建筑师严迅奇来设计，严因为在当时巴黎歌剧院的国际竞标中胜出而名声大振。从严提供的方案来看，他的设计和贝聿铭的香山饭店乍看极为相似，也许是他们从内心都有意为中国建筑寻求“一种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只是由于黄龙饭店容积率要大于1.5（香山饭店只有0.3），用地也远比香山饭店要小，布局相对比较集中，并且客房需要做到六七层才能满足要求。

当时程泰宁先生牵头的本土建筑设计团队起初的身份仅仅是“陪练”，因为在投资方看来“西方建筑师在五星级酒店喝咖啡的时间都要超过中国建筑师的画图时间”，现实的情形也的确如此，设计的手法和生活（功能）的体验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程泰宁对杭州城市尺度与人文环境的把握却是西方建筑师所不及的，他和团队经过多方案反复比较，最后推荐的方案采用对建筑体量拆分重组，并结合院落组织、地上地下空间处理，既满足了现代化酒店的功能需求，又营造了极具江南文化气息的空间意象，并且在此基础上很好地处理了建筑的外墙材料、窗户以及屋顶的形式与色彩的关系，最终达到了内与外的和谐，尤其是建筑与对面宝石山的呼应。在这次国内外建筑师设计的交锋中，程泰宁先生的取胜显得十分自然，可谓以“虚”取胜——在城市环境中虚化主体、在建筑单体上虚化墙面屋顶、在庭院园林中虚化形式，而最终强化“意境”！“悠然见南山”是他为黄龙饭店主入口铭牌背面选择的诗句。黄龙饭店的设计成功虽然得到了国内、甚至国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建筑落成后成了程泰宁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然而当时的投资方对方案团队设计经验“信心不足”，竟然在约定的签约仪式上放了鸽子，事后经过程泰宁和多方反复协调，最终和香港严迅奇设计团队合作完成了全部设计工作。

搜索“知网”上关于黄龙饭店设计评论的文章，竟然只有三篇，其中一篇还是设计者程泰宁本人执笔，尽管评论的文章数量不多，即使今天来看发表在《建筑学报》上的两篇文章还是很有阅读价值。程泰宁在《环境·功能·建筑观——杭州黄龙饭店创作札记》一文中详细介绍和解读了黄龙饭店的创作过程，不仅展示了自己的过程方案，还分析点评了严迅奇的方案，文章既从传统文化和城市环境大处来谈创新与立意，也从使用功能、交通组织、庭院空间等具体方面来谈操作和落地，最后发表了他对建筑“创新”的看法，全文堪称建筑创作“演示”的典范。

1988年7月，中国建筑学会学术部和《建筑学报》在杭州召开了关于黄龙饭店建筑设计座谈会。程泰宁从设计创新、传统与时代感、创作与文化素质三方面谈了他在黄龙饭店创作中的感悟和思考，设计负责人详细介绍了设计过程，难得的是业主也从实际运营使用角度谈了对项目的看法，以张开济为首的十多位发言嘉宾充分肯定了黄龙饭店创作的成功之处，对于局部存在的问题也直言指出，让人能感受到那个年代大家对创作的真诚态度。

三个方向的探索与启示

严迅奇设计的黄龙饭店模型照片

大约四十年前建造的这些饭店从参与建筑师角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境外建筑师团队直接设计，如北京长城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前者现在来看无论是文化调性，还是空间品质都比较普通，而后者从各方面来看都很经典，这应该得益于香港巴马丹拿设计事务所（前身为公和洋行）长期在东南亚地区从事设计工作，对地域文化乃至经济发展水平都有深入的了解和实践经验，还有杨廷宝、刘树勋、童寯等我国建筑界大师也付出了不少心血。第二类是由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裔建筑师设计，如贝聿铭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和陈宣远设计的北京建国饭店，这些酒店既有现代建筑的系统性特点，又充分利用庭院和园林来组织空间，最后的效果具有东方文化情调。第三类则是由本土建筑师完成的设计，除了前文分析的黄龙饭店外，典型的还有广州白天鹅宾馆，由佘畯南与莫伯治合作设计，建筑采用现代材料，整体显得轻快而简约，并且把现代建筑的空间处理手法与岭南园林进行了巧妙结合；曲阜阙里宾舍由戴念慈设计，指导思想是现代内容与传统形式相结合、新的建筑物与古老的文化遗产相协调。设计采用传统的四合院组织空间，使用青灰砖、清水墙、花岗岩等地方材料，屋顶按当地传统格式与民居相仿，中央大厅的屋顶则采用新型的扭壳结构，外观是传统的十字屋脊的歇山形式，既减轻屋顶的自重，又增加室内空间和改善采光条件，从而使整个建筑消融在孔府的建筑群中，被誉为“不是文物的文物”；福建武夷山庄为齐康设计，采取“宜土不宜洋，宜低不宜高，宜散不宜聚，宜藏不宜露，宜淡不宜浓”的设计理念，并将传统民居风格与现代化设施融为一体，建筑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西安唐华宾馆为张锦秋设计，对唐风、庭院与现代建筑进行了融合创新；新疆友谊宾馆三号楼为王小东设计，对新疆的民族文化和地域建筑特色进行了成功的转译与表达。

这些经典的饭店作品在创作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取得了“创新性发展”的局面，它们成了改革开放对外形象展示的窗口，也充分证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不应该是对西方建筑的直接引进，即使起初使用主要对象为外宾，也需要在现代建筑基础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来设计，因为我国幅员辽阔，自身的气候环境、历史人文、经济发展与建设水平等差异很大，何况我们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些饭店除了建筑创作的成功外，还系统性引进了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建立起了对饭店标准的评价体系和运营价格体系，并且能及时收到宾客的反馈意见，持续积累的经验又与设计形成闭环，今天来看中国的星级酒店设计、建设、管理与运营无疑是特别成功的，这些成功的案例也极大丰富和扩展了现代建筑的内涵与外延。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21世纪以来，全球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波诡云谲，许多矛盾的确是由文化差异所导致，以至于发展到了今天的“去全球化”态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外开放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饭店设计”的探索是典型的“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体现，取得经验有助于我们走出去时能“积极有效地与异域文化和文明交流对话”，从而可以“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意义与价值。

原创 王大鹏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