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环境设计学院原院长郭琼莹-后疫情的健康环境规划新思路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环境设计学院原院长郭琼莹提出，后疫情时代，城市规划设计者、景观设计师应携手合作，跨域整合，为都市发展、健康环境、共同福祉尽力。她主张，健康的城市要适度留白增绿，能让人们多接触大自然，把人居环境的绿色基础建好，不但可以提升城市调适力，同时可以增加人类的免疫力。

郭琼莹演讲

后疫情时代，面对人口不断增加的城市，不论是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还是景观设计师，我们都有责任携手合作，跨域整合，为全球都市的发展，健康的人居环境，共同的福祉尽力。

面对后疫情尤需前瞻地球未来之环境威胁与挑战。来源：ICSU

一、瞬息万变的地球与健康的人居环境

整个疫情的发生和发展让我们深思，什么是健康，健康的环境、健康的景观设计以及健康的人居环境管理。

我们生活的地球曾经或是正在遭受着很多灾难。从过去的SARS、霍乱、地震、海啸，以及随时在各个地方发生的干旱、洪灾，再到最近的疫情，人类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来自气候变迁、极端的气候、生物多样性损失、粮食危机、水资源污染等危险。而放眼全球，人类正面临着很多重要的挑战，包括水、能源、食物资源供给及其影响、低碳社会的经济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等等问题。这次的疫情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环境的变迁是无国界的，从历史上发生过的瘟疫，SARS等等可以看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球人类的死亡人数就已经从几万上升到几千万，突破几个亿，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疫情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和改变包括社会面、环境面、心理面、教育面、经济面、政治面。

历史上的瘟疫大流行已造成人类的大量死亡，而病毒无国界在全球化之今日吾人尤应关注全球的人居环境健康。 来源：NationalGeographic-新型冠状病毒你必须知道的40个真相

就社会面来讲，第一个改变的就是我们需要随时随地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因为疫情，一些地区的弱势人口的迁移造成了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在一些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被限制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造成了很多慢性病的发生，甚至有人饿死、病死。这些问题还将引发更深度的包括传染病等卫生健康与心理健康问题。这就导致很多国家在政治上不得不采取封城或锁国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在去年疫情爆发的那一段时间内旅游几乎是空白的。

疫情造成了社交距离控制以及个人防疫保护之自律，也增益了城市开放空间之重要性。郭琼莹摄

而环境面带来的影响就是全国用水量的激增，很多地区水资源告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让人们难以想象，就是因为鼓励大家勤洗手。从心理面来讲，长时间戴口罩出行，已经让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波动和压力。一些调查统计显示，有的家庭已经开始产生暴力、离婚、恐慌等诸多家庭问题。

在教育面上，很多学龄儿童无法上学，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而今连大学也被迫实施远距教学，在受教权与效能上产生“虚拟”与“实境”上的差异。

远距教学、在家工作、视频会议已是今日生活与工作模式之新常态，数字化、信息化将成为未来全民教育之一环。郭琼莹摄

从经济面来看，光是台湾去年的就有1.3亿美元，而外国观光客数量的锐减，也直接冲击了国内的观光旅游业。与此同时，国内旅游人数的爆增，食宿及运输交通难以负荷。这些变化也因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行为，甚至开始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同时拓增了环境承载负担。

因疫情解封后反而造成国旅大爆满，造成另一波防疫风险与对观光环境之高负荷，值得省思。郭琼莹摄

二、行动限制对环境空间规划新思路

疫情带来的行动限制，引发我们对环境空间规划设计的新思路。因为疫情，曾经拥挤不堪的城市被一下子强制拉大了社交距离，形成了很多的公共空间。可见公共空间对一个城市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性。WHO建议每个城市至少人均绿地面积是9平方米，城市每位居民徒步抵达绿地所需时间不应该超过15分钟。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好的都市，一个健康的城市，公园绿地是非常关键的。公园绿地可以改善空气质量、调节气温、隔绝噪音、对忙碌人们的心灵疗愈也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在30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开始推动都市的公园化。

当人们慢慢走向户外，人们需要的街道景观，就不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要求具备一定社交功能的缓冲区。

那就意味城市的公共空间不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能够让人们停下来，可供休憩的空间。

增加开放空间，有时并不需要新建很多的公园，比如可以通过摆一些可移动性的植物，让街道变成临时性的公园。虽然说这是一种权益之计，但这种措施还是非常关键。从岛屿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上来看，一个健康的城市，需要的不再是一些孤立的公园，而是一些可以串联起城市绿地和水系。

疫情期间不得出国远游，各大城市之公园绿地反成为最珍贵热门之舒压场域，是以人均公园绿地之面积与均匀分布将成为都市规划之必要指标。郭琼莹摄

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规划都在向国土规划转型，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给城市适度的留白。给城市留出的森林绿带、水系河流，可以让城市呼吸。实际上这些留白也是一种疗愈的空间，可以抚慰人的心灵。

在封城与居家自主隔离之多重限制下，兼顾社交距离之都市公园、绿地、开放空间扮演了全龄市民心灵疗愈之新角色。郭琼莹摄

很多国家都设有大型的绿地广场，政府可以适当地开放出来供人们交流休闲。当然还有校园空间，可以说校园空间也是小区里面非常重要的开放空间，更加方便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打造小区邻里公园，包括小型广场、屋顶花园，这些都可以从各个方面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也是创造健康人居环境的一部分。

人类具有韧性得以快速开创另类的疫情新经济，包括外送或行动服务。右下图来源：福华大饭店。郭琼莹摄

三、景观变迁之数字化应对

作为城市规划师，面对随时随地瞬息变化的世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具有“以小观大”的能力，从宏观的视野了解城市的发展；“以地观天”的格局，用科技的力量关注环境的发展和气候的变迁；“自陆探海”的潜能，不断研究海绵城市的蓄洪和泄洪的措施，以及人类生活赖以为生之海岸、海岸生态系统之冲击与可能威胁。

作为城市规划师，我们有责任以更大之视野观照宏观之大环境，无论我们设计的基地规模大小。郭琼莹摄

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随时掌握景观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也引导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数字化，信息化的教育应该是未来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

后疫情时代，人们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减少公共交通出行、发展共享汽车、自行车、远程办公等等。疫情之后，大家开始思考城市是否能够延续这种变化，变得更加得智慧化。是否可以通过鼓励使用电动汽车和自行车，达到永久性改变交通运输版图的目的。远程办公能否能够实现常态化，一些企业和机构甚至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在市中心昂贵的办公楼里集中办公的必要性。因为疫情，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远方旅游，AR/VR的创新旅游业开始发挥出极大的功能。

大都会之封城影响民生经济甚巨，集中紧密都市之生活型态也面临重新思考分散人口密度之新发展模式。郭琼莹摄

为了降低环境的威胁与风险，大家开始认识到紧密城市不一定要往高空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一种新的健康住宅形式，改变以前集中、垂直化的方式为分散、水平化的方式，试图创建城市低密集型但楼层错落之新住宅形态、反思“家的开放空间”，甚至希望未来的建筑是否可以实现供电、供水的自给自足性。

疫情对人民生活型态之改变，也激励了设计师未来对室内与户外空间设计具备应变调适之弹性。郭琼莹摄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利用，大家也在快速做着改变。比如封街的时候，公共空间道路就可以变成临时的卖场，或者是休闲的空间。在疫情期间，大家更希望能去公园游览舒压。因此设计师也有一些新的发明，比如容易拆装的帐篷、被动式的房屋等等。一些企业也开始利用屋顶花园作为简单的临时会议室，确保社交的安全距离。

疫情改变了市民对公共设施使用之行为，当封城车辆受限制，而街道应可转化为临时性的行人徒步区与线性公园。郭琼莹摄

疫情期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屋顶花园、屋顶菜园，满足自给自足蔬菜的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休闲疗愈与舒展筋骨运动之机会与可及的空间。

除了健康考虑，水资源、粮食资源亦为后疫情对维生系统之必要省思，加速了自家农园生产之动力与需求。 郭琼莹摄

以绿建材组装之模矩化构件，可以快速组装成可拆解回收之负压病房，能够防传染且供水电。这是后疫情对健康住宅、方舱医院之新实践。来源：九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左上图、左下图、右下图)、台北设计奖(右上图)

四、重新认识人和土地的链结

病毒的发展永远快于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发展。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是对抗病毒的唯一办法。而亲近大自然在提高免疫力中又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大自然生态的保育和海岸修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因为疫情改变的还有个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孤独旅行、疗养之旅、康养之旅都是目前因为疫情带给我们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模式。

后疫情在社交距离安全之限制下如何调整生活模式，学习与大自然独处，是另一门新功课。郭琼莹摄

未来的健康应该涵盖卫生、社会、福祉等多方面的概念。如果大地被我们保护的很好，让它有了韧性，它的恢复力就比较快。因此无论是从微观世界，还是大的生态格局出发，我们都应该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建构城市的绿色基底，提升城市的调适力，与此提升人体的免疫力，最终迈向健康福祉的社会。

各国之研究已证实“公园绿地”具有多面向之生态、生活、生产与心灵疗愈之功能。而营造「健康环境」更是今日景观专业者之新使命。郭琼莹摄

作为一个景观建筑师，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都有责任做好人居环境的绿色基底。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其实也是为了提升城市调适力，增加人类的免疫力，这也是每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我们希望这样的信念能够深植每一位设计者、规划者的心里面，并让Making Healthy Place(营造健康环境)成为景观专业界之新立场与新责任。期跨界合作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