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装饰的问题不仅是艺术问题或设计问题，更是文化方面的问题

美国学者阿尔温德克里尚在其著书《建筑节能设计手册——气候与建筑》中介绍了在印度及其周边地区，设计营造与当地自然地理气候相适应的低能耗的建筑的实践。马薇、张宏伟编著的《美国绿色建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介绍了近年来美国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资。

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从2000年到2009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占全国能源的比例由4.8%上升到7.0%，总计达5.138万亿英热单位。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光伏为所有可再生能源中发展最快的两个领域。瑞士建筑师祖姆托，将温泉浴场嵌入场地，在人工与自然的应答中，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印度建筑师柯里亚主张形式因循气候，其开敞空间和管式住宅是他理念的最佳诠释。

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其生态建筑建筑的成果很难为国内直接借鉴。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如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等，结合本土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环境，在现有适宜性技术支持条件下，对民居的生态建筑设计实践，更有益于我国进行生态建筑设计方面的借鉴和参考。

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在乡土建筑的营造过程中，致力于通过被动式太阳能、风能利用等适宜性技术的探索，降低建造成本，以获得更大范围的推广。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提出“形式追随气候”的理念，通过创造不同的空间形态，充分利用地方性自然材料，适宜性技术，设计应答当地气候的廉价生态住居。

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从生物气候学设计到生态设计不断探索，并将生态理念应用到高层建筑中。墨西哥建筑师卡多莱格里塔以白墙、树影、水池和优美的自然场所体现当地的自然环境、地景和文化传统精神。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刘加平教授，作为我国建筑热工与节能方面的专家，是我国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领域的先驱代表。刘教授主持的“黄土高原绿色建筑体系与基本聚居单位住区模式”课题，将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运用到黄土高原传统窑洞民居的生态更新中，为适应现代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分析窑洞物理环境，通过降低能耗，利用太阳能等方式，促进了窑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清华大学在张家港市开展的生态农村与农宅营造研究，对我国乡村生态建设，特别是苏南地区的生态建设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创造性的提出“协力造屋”与“永续建筑”的乡村生态建筑理念，强调住屋使用者在营造过程中的参与，在河南、河北等地乡村展开了生态示范性住宅营造实践。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系与西双版纳州建设局合作开展了《傣族传统民居向现代小康住宅过渡的试验研究》课题研究，在保持傣族民居传统特色的基础上，通过更新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手段，改善居住功能，取得了傣族民居可持续更新的实践成果。

没有孤立于建筑外的装饰物，装饰只有结合的建筑中才有意义。因此，无论装饰作为功能与构造的需要、审美的表达，还是象征意义，都必须与建筑结合；对装饰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建筑的基础之上。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相关理论，对论文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建筑装饰与生态美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生态美表现为生态系统的协调与统一，平衡与稳定，有机与有序，自然与自由，所呈现的形式美。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气候，复杂的自然环境，特殊的历史原因，境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同时并存着原始公社残余、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众多少数民族保持着大杂居小聚居的封闭的生存环境，保留了大量与原始文化、农耕文化相对应的，反映人与自然依生式生态和谐、生态智慧的传统民族建筑和聚落遗存。

以云南民族建筑装饰为研究对象，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自组织形态着眼，来确认建筑装饰之美的价值，解析建筑装饰的生态美。论文将从建筑装饰的尺度层级和结构秩序两个方面，分析建筑装饰生态美的形式原理。论文拟通过建筑装饰复杂性与热力学的类比，建立数学模型，定量研究建筑装饰的和谐度，分析建筑装饰对环境的影响；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探究建筑装饰之美的本质，生命体与环境的和谐，自然规律、生态规律与美学规律的统合。

建筑装饰的问题不仅是单纯的艺术问题或设计问题，更是文化方面的问题，是在不断与其自然社会环境选择、变化、互动与平衡中发展和演变的。因此，研究建筑装饰，就是要通过建筑装饰的形式构图、图案内涵等，从建筑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视角，去把握装饰现象的内在本质与动力的。

以云南民族建筑装饰为例，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生态环境进行哲学美学的思考，探究建筑装饰的生态文化内涵。云南多元的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从物质层面看似乎落后于现代文明，但从精神层面看，他们是相当富有，他们一直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在族群内部也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追求歌化的生活，形成艺术的生存状态；

并且不断与《周易》、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相互涵化融合，不断发展。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建筑及其装饰，并非要穷尽所有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以及《周易》、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或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文化等，更不是要包罗万象、面面俱到地探求其历史发展来龙去脉；

而是通过发现其中人与自然依生式生态和谐关系的典型代表，探究这些文化中今天还可借鉴的生态原理、生态原则和生态智慧；从云南民族有记录的历史中吸收各个种族、民族、地区，长期积累的生态文化，以消除伴随工业文明发展而产生的反自然的各种恶习，营造诗意地栖居的文化氛围，建设生态文明。

文化是“与人类政治、经济及其活动相区别的领域，表现形式上包括人们的观念信仰、群体意识、深层心理结构、行为习俗、社会礼仪、审美偏好、思维模式、语言及表达方式；文化实质上是对人们有着某种支配意义的、且为人们所认同的具象符号、行为模式、意识观念、思维方式、语言结构等”。

文化常被视为“一种人类社会创造和传承的精神与物质财富，是人们在生活中实践和传承的思维、行为和组织的方式及其产品”。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传承性、整体性、象征性的基本性质。民族文化不只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外在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就是内在的需要和目的。

生态文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极度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人类反思历史的成果。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每次大的变革，都是由“短缺”和“匮乏”引起的，这种短缺和匮乏包含“源”和“汇”两个方面。“源”和“汇”是《增长的极限》一书为了阐明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创造的词汇。

“源”，即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资源。“汇”，即大自然吸收、净化人类污染物的能力。首先，农业革命是人类对野生物种匮乏的成功应对。由于人口的增长，狩猎经济中野兽的减少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人类定居下来，选择种植和农业经济。农业革命完成了原始文化——人屈从于自然的生存方式，向农业文化——人有限改造自然生存方式的转变。

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需要，产生了新的短缺，特别是土地和能源的短缺；于是，工业革命成为必然。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此前的狩猎和农业革命一样，最终也给自身带来了短缺，产生了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为表征的生态危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透支了地球可提供的自然资源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更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

随着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适度消费、高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将排放污染物控制在地球承载范围内、建立闭合循环的物质系统、保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等可持续性发展为特征的生态革命，今天已经开始，并且像此前的革命一样，它将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全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