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林业大学 雷光春：空间重构及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院长 雷光春

我想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的思考：一是空间生态学；二是生态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三是国际湿地城市。

从事生态多样性保护最核心的是保护的对象，地球生命系统演替了38亿年。在这38亿年中，各种过程在不断继续，生物多样性的种类、景观和格局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变化过程中，生物多样性，各个物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在空间上、环境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空间异质性照片

国际观鸟的活动在很多地方早就开展起来了，而它所吸引的人气，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全中国或整个东亚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年有将近50万只越冬水鸟在这里越冬，有98%的白鹤、78%的东方白鹳在这里越冬。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根本是从地形和水文，甚至与整个环境的水质，动物、植物它们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最后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但这种过程是在一个自然情况下非同质化的分布，如果这种环境被各种破坏所影响，尤其是大规模破坏的背景下。每一个板块上物种概念的生成，取决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距离，很多物种正是由于栖息地不断丧失，板块之间形成板块孤岛导致灭绝。如果我们在大城市中间形成大面积、彼此相连、由生物廊道构成的栖息地的话，很多物种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们在建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仅从城市考虑是不够的，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的作用，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形势才令人担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2020目标等，我们的很多目标都没有实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不完善，或先天性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生物学和生态学都讲得很清楚，如果栖息地面积保护不到其比例的50%，生物灭绝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在实际过程中，我们能保护的比例非常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建了11800多个生物保护区，占的比例也仅有18%。

从全球的格局来看，绝大多数地方人为干扰非常大。正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系统不断破坏和干预，生物多样性的指数在不断下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生物多样性指数每况愈下，已经下降60%，而湿地面积影响最大，下降了89%。所有的问题来自于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从陆地生态系统到淡水生态系统，最后到海洋生态系统，这样一个系统的破坏，既与人类活动的干扰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我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规划也有直接的关系。

全球候鸟迁飞路线图

从九大迁飞区来看，东亚和澳大利亚的问题最为突出，濒危物种数量最多，而整个迁飞区22个国家，涉及1031个关键栖息地。目前迁飞网络保持45个，而且面临很多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栖息地改变，主要有全球气侯变化、污染、非法猎捕、周边重大工程、外来物种入侵等。所有的这些威胁大部分发生在自然保护区之外，1031个重要湿地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保护区范围之内。整个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区的迁出物种，利用自然保护区的比例不到20%，80%还在农田。

很多关键栖息地由于温室大棚等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与洞庭湖、鄱阳湖也有关系。以前都是越冬候鸟飞向栖息地，但为了改善经济，发展生产，温室大棚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地区，以前都种小麦，小麦对越冬候鸟是非常好的，但改成棉田之后，候鸟根本无法适应栖息地的改变。

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指数直线下降？生物多样性工业制定了2020年目标，而现在还有2030年目标，明年在中国召开生物多样性大会要讨论2030年目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物多样性指数一路向下的趋势一直无法改变，现在有一个期待是2030年能有一个改观，这种改观能否实现，有待我们在保护的理念上是否能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爱多瓦威尔森根据生物多样性的理论，提出了在新一轮生物多样性灭绝前，最好把半个地球都保护起来。在中国，花了很多工夫才保护了18%，每个地方政府在保护地的管理方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目前没有一个地方在新建保护地，从18%提高到50%是很难的。如果没有解决的方案，是否会有其他方案出现？

从整个全球自然保护理念来看，从十九世纪至今经历了纯自然保护到抢救性保护，到千年之计是为了人类生存保护自然，到如今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保护目标。从物种到栖息地，从上世纪强调驱动因素和威胁因素的管理，到千年之计是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为了追求社会生态系统，达到人与自然和谐。

如果完全靠生态保护地是不可行的，能否有新的其他方式？理念的改变是最重要的，理念改变的核心是在城市如何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关键在人、资源。目前超过55%的居民居住在城市，以每年1.6%的速度增加，城市仅占全球地表面积的3%，但拥有75%的自然资源，产生70%的废弃物，排放75%的二氧化碳。在这样的社区中，决策者、市场主导者、消费者均在城市中，城市的生态足迹超过其面积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说到“空间重构”的话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转型，宏观上讲是对生物保护体系，微观上讲是对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在这样一个规划过程中，无论是宏观规划还是微观规划，都不会强调生态过程，尤其是水文过程和生物学过程，在规划过程中又该如何充分运用它们？

两年前，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启动了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特别是为湿地城市、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2017提出认证后，2018年为18个城市进行授牌仪式，其实中国有东营、海口、哈尔滨等城市获得授牌。该认证有几项基础标准，最基本标准是要有国际重要湿地或国家重要湿地，二是城市采取了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尤其是水文过程的保护，开展了湿地修复，该标准最核心的是强调城市、湿地、人，要把这三者的关系纳入城市湿地总体规划。要在城市的层面上建立湿地城市委员会CEPA及公众参与宣教中心，湿地保护修复要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

我们如今说的生态重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态修复，尤其是湿地修复。从历史来看，湿地和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的城市依水而建，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空间的关系，很多湿地被围垦了。

近十年，尤其是在中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城市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为城市的修复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修复的结果如何，我认为最核心的是鸟类、鱼类、昆虫能否回到城市，有很多修复的案例是比较成功的，整个鱼类、鸟类、昆虫的栖息地，对植被、水文或其他生态环境都有很严格的要求。

以南昌为例，它是非常标准的湿地城市之一。南昌有赣江穿城而过，尤其是赣江、抚河形成的三角洲是最为典型的，是景观最美丽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在湿地城市建设过程中，市政府重点抓了两条河——抚河和赣江的生态保护，也抓了河口关键栖息地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中间有几十个湖泊的保护修复，把城市湖泊的保护修复与赣江、抚河的生态联系、水文联系、生态廊道构建起来，形成真正可持续的生态城市和湿地城市。

南昌市城市环境与鄱阳湖候鸟栖息地的关系

有一些关键的生态修复项目，尤其是候鸟栖息地的项目，以前通过围垦切断了水文关系，真正恢复是恢复水文，水文恢复后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候鸟栖息地。在山东，每年有一万多只大天鹅在榕城，但以前不是这样，以前能吸引更多的大天鹅，后来建了大坝，把大海、黄海等之间的水文切断之后，不仅水产下降，天鹅也不来了。通过认真研究后，我们发现最核心的问题是水文切断，我们把大坝拆除，把水文、潮汐过程恢复起来后，大天鹅数量达1万只以上。

南昌市水环境保护修复影响着鄱阳湖候鸟栖息地的空间结构与功能

国际湿地城市的另一标准是清洁水源。水源是关键，水环境保护标准和可持续利用，包括旅游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最重要的是市政府做决策时，是否与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决策的客观依据，每个城市是否有最好的保护实践，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否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体系中。

最后一个标准是监测机制和管理措施。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过程与空间重构有直接关系，我们希望南昌经过一段时间的创建，会成为下一批国际湿地城市，南昌的艾溪湖、象湖等很多湖泊都在修复，从修复的结果来看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空间重构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维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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